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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金融融资方式得以创新

为化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这一难题,近年来我国大力推动供应链金融的发展,有相关数据预计,到2020年我国供应链金融市场规模将达到27万亿元。供应链金融作为将供应链商流、物流、信息流与资金流紧密结合的一种全新产融创新模式得到了迅猛发展。供应链金融融资方式得以创新_免费做网站网  供应链金融:融资方式得以创新  供应链金融作为产融结合的重要方式得到实业界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这一横跨产业供应链和金融活动的创新日益成为推动金融服务实体,尤其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重要战略途径。
  对于供应链金融的理解,五道口供应链研究院、五道口保理学院院长鲁顺告诉《经济》记者,从广义解释,做存货融资、保理、票据等都可以叫供应链金融;从狭义解释,就是把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物流商和经营商通过互联网化经营与集成,然后进行计划、组织、管理和优化,最后提供金融服务。
  供应链金融是基于交易过程向核心企业和其上下游相关企业提供的综合金融服务,中国中小企业协会政策研究部主任董涛对《经济》记者表示,该模式突破了传统信贷业务受理调查和审批等诸多限制,创新了融资方式,对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上海)自贸区供应链研究院副教授袁象告诉《经济》记者,在供应链体系中,实体企业的上下游企业整体实力一般相对较弱,他们大多没有足够的抵质押担保物,信息透明度偏低,抗风险能力弱,信用级别不高,因此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但这些中小企业对周转资金的需求又较高,导致了中小企业融资的需求得不到满足。
  过去传统金融机构很少给中小微企业贷款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鲁顺称,一方面是成本问题,银行操作成本比较高,贷款一亿和100万的操作成本是一样的,而银行对客户经理的业绩要求比较高;另一方面是风险问题,小微企业本身在产业链的末端,自身产品竞争力包括经营者的能力都比较弱。“而通过供应链培养核心企业的互联网化,能够极大提升效率,银行放贷一亿和100个100万的成本一样。”
  袁象也表示,通过供应链金融融资模式,银行可以依托核心企业的信用优势,结合中小供应商与核心企业的真实交易信息,基于中小企业的应收账款、存货、预付款等资产,对其提供资金支持。
  反过来看,供应链金融对核心企业来说,也刚好贴合了其转型升级的一些诉求。文沥咨询总监王航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其实供应链金融是一个很好的金融杠杆,“上游的供应商可以有更好的融资工具,有稳定、长期的供货,下游渠道也有更充足的资金提升业绩,核心企业则会获得供应链上现金流的稳定和业绩的提升”。
  供应链金融:科技赋能金融服务供  供应链金融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重要突破口。过去,供应链金融存在很多弊端,在传统的供应链金融过程中,银行一般通过线下掌握的订单、发票等交易信息,确定中小企业的信用状况,同时通过跟踪、监控相关的物流、资金等信息状况,从而确定是否贷款以及贷款金额。这种操作模式,不仅效率低,而且容易导致造假行为。
  如今,传统的供应链金融通过科技的赋能成为金融机构与企业重点关注和大力发展的领域。董涛表示,第一是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在降低金融服务交易成本,加快信息流通、减少信息不对称,增进金融服务可得性方面具有巨大优势。第二是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作为处理数据的有效工具能够帮助金融机构实现有效信息识别,云计算作为动态可伸缩的虚拟化资源能够为数据存储的完整性提供保证。金融机构已经开始广泛探索大数据和云计算在市场营销、风险控制、运营管理等多个领域的运用。第三是物联网技术的应用,随着射频识别装置、传感器技术等应用不断成熟,物联网的可靠性不断提升,成本大幅降低,物联网技术应用在供应链金融领域可有效推进业务创新,例如可辅助各类物资实现全流程系统化管理,自动化监控。
  “未来区块链技术也将逐步应用到供应链金融业务中。”袁象称,区块链技术将为供应链金融各方建立起信任关系。供应链金融业务一般涉及机构较多,比如金融机构、实体企业即核心企业、上下游企业即中小企业以及物流企业等,他们存在操控数据的可能性。“通过区块链分布式的账本,可以使得不同参与者使用一致的数据来源,保证了供应链信息的可追溯性,实现供应链透明化,而且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东北财经大学现代供应链管理研究院院长蔡港树对《经济》记者表示,运用金融科技技术可以快、准、全地勾勒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间的相对关系,将中小企业真正纳入到供应链的网络体系中,从而建立真正公平高效的交易规则和信用体系,营造良好的供应链金融生态和环境,提高供应链的管理效率。
  此外,之前核心企业参与度不高,而近两年随着实体企业对供应链金融的理解越来越深刻,其开始利用自身的信用能力、对产业的理解和对上下游的控制能力,纷纷布局供应链金融,一些企业或金融机构会用自己的资金或通过外部融资资金,直接对上下游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要建立共生共赢的供应链整体思想,构建基于产业链多方参与的供应链金融生态平台,创新升级供应链金融产品,拓宽供应链融资绿色通道。在传统的单一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转变为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竞争的全球化背景下,供应链金融各参与主体必须把过去单一主体的经营思维,转变为共生共赢的供应链整体思维,围绕供应链管理建立基于产业链多方参与的,集提供物流服务、信息服务、商务服务和资金服务为一体的供应链金融生态平台。
  “同时,需持续加大供应链金融产品服务的创新力度,针对供应链不同交易层次和交易主体,不断创新升级专业化、定制化供应链金融产品和一揽子综合化供应链金融服务方案,开辟供应链金融信贷绿色通道,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提供更为便利的融资渠道。”董涛称。
  具体来看,供应链金融本质是整个产业链的信用共享,是共享经济的一部分,袁象认为,必须要先实现信用信息的共享。“全国和地方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应该尽快与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实现充分对接,促进供应链上相关企业实现信息共享,形成信息透明对称,使银行等金融机构较为便捷获取有效信息。”
  第二,要建设多元化的金融组织体系,形成金融服务协同效应。目前参与供应链金融的金融主体不断增加,融资渠道多元化趋势明显。商业银行、第三方支付、保理公司、小贷公司、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参与供应链金融业务热情高涨,这些金融机构根据风险偏好的不同,容易形成协同效应。
  “因此,从国家层面来讲,规范供应链金融可以从两方面入手。”蔡港树表示,从广度上来讲,国家应该出台更多政策鼓励、支持和帮助中小微企业建立现代化信息系统,使得供应链金融参予方容易获得供应链全面的信息。同时,出台整合各个区块链局部网的全国性平台政策和合作框架。
  “从深度上来讲,中小微企业必须增强自身的存活、创新和盈利能力。只有企业能够自身盈利,出资方在供应链金融中有利可图,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小微企业在供应链金融中的参与资格问题。”蔡港树表示,企业在解决信息非对称问题的时候容易遇到信息非对称困境,一方面企业希望得到各方面的数据,另一方面又视自己的数据如珍宝,担心过度竞争,不愿意共享数据或者共享非全面甚至造假的数据,加剧由于信息不对称性而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国家需要考虑立法保护企业信息同时杜绝非法竞争。
  供应链金融:四大趋势和三点要求  为加快供应链创新与应用,国务院下发的《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中提到,“到2020年,形成一批适合我国国情的供应链发展新技术和新模式,基本形成覆盖我国重点产业的智慧供应链体系。”
  袁象表示,在当前的形势下,金融科技赋能成为供应链金融风险控制的主要手段;供应链金融将更加强调平台化和生态化;供应链金融的线上化将成为主流;供应链金融将向垂直化和细分化的方向发展。
  对于金融科技,会使供应链金融的风险控制水平得以大幅度提升。王航举例称,比如大数据,银行原来的信贷产品是基于一些企业的财报、公开数据等有一整套体系,但供应链金融更多的是对应小微企业,信息不全面;供应链更注重的是买卖双方的交易数据和交易背景真实性,对于这方面银行的产品是缺失的,或者很难获取真实数据;有了更多的大数据范围,完善三方类的、交易类的平台、物流资金流等数据,未来供应链金融能有更多的市场空间。
  对于平台化和生态化的趋势,袁象表示,中国供应链金融未来要做成产融结合的生态系统大平台,由平台模式搭建成一个产融结合的生态系统,不再是单向流动的价值链,而是能促使多方共赢的商业生态系统。
  就线上化的趋势来看,各参与主体通过建立线上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实现资源整合,优化物流链、资金链和信息链,为大型实体企业和上下游中小企业提供专业化和定制化的金融服务。“供应链金融发展的线上化趋势提升了资金使用效率并打破了传统商业银行主导的供应链金融模式,进而大大拓宽了传统供应链金融的范围边界。”袁象称。  因为供应链金融是从行业角度去做的,不同行业向下都是不同的属性,王航告诉记者,金融要嵌到整个供应链的交易环节里,就需要往垂直化和细分化的方向发展,“比如快消品和大宗商品这两个行业,快消品的特点是单笔采购额很小,可能几万元,但频次很高,可能一周采购一次,大宗商品频次可能一个月采购一次,但每次的交易额很大,可能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
  在董涛看来,总体来说,供应链金融要发展需做到三点,一是增强发展供应链金融意识,完善供应链金融发展政策法律制度,健全供应链金融信用体系,营造良好的供应链金融运营法制生态环境。二是创新“科技+金融+供应链”的供应链金融物流监管与风险管理体系,构建基于完全共享及我国供应链金融业务运作模式时传递的信息链,推动实现“五流”封闭式高效整合运行。三是加强供应链金融专业人才引进培养,成立全国统一的供应链金融行业自律组织,建设供应链金融协同创新中心,为供应链金融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证。
  最终,供应金融的一个矛盾点或者融合点,就是创新和风险的结合,王航表示,如果创新有一定的风险控制手段,该业务就可以批量、快速地做起来;如果创新过头,风险控制不住,抑或是没有创新属性,那该业务一定会被市场淘汰。
  为化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这一难题,近年来我国大力推动供应链金融的发展,有相关数据预计,到2020年我国供应链金融市场规模将达到27万亿元。供应链金融作为将供应链商流、物流、信息流与资金流紧密结合的一种全新产融创新模式得到了迅猛发展。
  延伸阅读:  信用证资产证券化方案初探  作者:金杜律师事务所 胡喆 钟鑫 陈府申 王洁  近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企业越来越多地将国内信用证作为一种远期支付和短期融资的工具使用。尤其最近两年, 国内信用证的开证量日益增大, 极大地支持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由此, 以信用证作为基础资产的资产证券化模式也在不断探索之中。通过信用证的资产证券化, 可以有效开拓企业直接融资的新渠道, 有助于缓解大量持有信用证资产的企业, 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同时, 信用证资产证券化可以通过规范化和透明化的操作, 有效防范银行信用证业务中的风险。商业银行也可以通过服务机构的方式参与到资产证券化的交易中, 为专项计划提供信用证资产的保管、代理SWIFT电文的发送等服务, 增加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 促进商业银行转型发展, 优化金融结构。鉴于此, 本文旨在对信用证资产证券化的交易方案、基础资产的选择以及信用证资产转让中的权利完善等问题作出简要分析。
  交易结构与步骤  1. 交易结构  2. 交易步骤  (1) 买卖双方签署基础贸易合同, 开证行接受申请人的申请, 向受益人开立信用证; 卖方发货后向开证行交单, 开行审核单据后受益人取得开证行无条件的到期付款承诺; (2) 计划管理人设立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募集资金;  (3) 受益人将信用证项下的应收账款债权出售给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计划管理人将募集资金用于购买前述应收账款债权; 交单行接受信用证受益人指示向开证行发出债权转让通知, 将信用证项下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并告知开证行新的资金划付路径, 开证银行向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服务机构回复确认电文;  (4) 信用证到期后, 开证行直接将款项划付至专项计划账户;  (5) 计划管理人向投资者分配收益。
  基础资产的选择  1. 信用证的法律性质  对信用证的法律性质进行确定, 是界定证券化基础资产的先决条件。值得注意的是, 信用证的法律性质, 是一个具有广泛争议历史的法律问题。在中国的法律环境下, 我们综合考量了《ICC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600)》(以下简称“UCP600”)、《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信用证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 倾向于认定信用证法律性质为一种附条件付款的合同安排, 具体而言:  根据UCP600的相关规定, 信用证指一项不可撤销的安排, 无论其名称或描述如何, 该项安排构成开证行对相符交单予以承付的确定承诺。《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规定, 国内信用证是指银行(包括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依照申请人的申请开立的、对相符交单予以付款的承诺。前款规定的信用证是以人民币计价、不可撤销的跟单信用证。前述两项规定基本明确了信用证法律关系的具体内涵。  而信用证司法解释则开宗明义, 首先点明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制定该规定。据此我们认为, 亦基本明确了信用证的上述内涵系属一种合同安排的性质。  综上所述, 我们认为, 信用证系属一项以附条件的付款承诺为内容的合同安排, 该等合同安排的具体内涵是在依照约定的金额和方式, 以获得与信用证记载相符的单据作为条件, 向卖方(受益人)承诺进行付款。从合同安排的定性出发, 一定程度亦能明确信用证本身即能作为一种合同债权, 而不假借其基础关系, 作为基础资产进行证券化。
  2. 信用证的各相关主体  在进行法律关系定性后, 就信用证的各相关主体进行梳理, 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信用证法律关系, 并厘清各相关方的权利义务, 以在进行证券化操作后, 仍能保持前述权利义务关系的清晰与勾稽关系的完善[1]。  根据《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的规定, 国内信用证业务中主要涉及的主体及其相应的角色定位如下表所列
  3. 信用证与基础交易  如上所述, 信用证的开立系基于买卖双方在基础贸易或服务贸易中形成的付款义务和收款权利。据此, 探究信用证与基础关系之间的关联以及基础交易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会对信用证项下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 是进行证券化基础资产界定的重要考量。我们拟从如下问题入手, 试论述之:  (1) 具有真实合法的基础交易背景是信用证开立的前提  根据《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的规定, 信用证的开立和转让, 应当具有真实的贸易背景。开证申请人申请开立信用证, 须提交其与受益人签订的贸易合同。  前述两项规定表明, 开证行基于贸易合同是否具有真实的贸易背景从而合理、审慎地决定是否开立信用证并设置具体条款。因此我们认为, 具有真实合法的基础交易背景是信用证开立的前提。
  (2) 单证相符是信用证付款的先决条件  在信用证的业务逻辑中, 信用证项下受益人取得的系开证行的付款承诺, 同时该等信用证系建立在单证相符的条件下。所谓单证相符, 即指开证行或保兑行必须对基础贸易履行中的单据与信用证上的约定的表面一致性进行审查, 据表面与信用证条款相符的, 银行将向受益人发出确认到期付款的承诺; 单据表面与信用证条款不符的, 银行可以拒绝付款。因此, 卖方在向银行提交各种单据要求银行依据信用证付款时, 这些单据必须在表面上完全符合信用证的要求, 银行才予以付款, 否则, 即使是极微小的出入, 银行也有权拒收单据, 拒绝付款。  因此, 在信用证项下, 受益人取得的对信用证开证行的应收账款债权与基础贸易合同履行中的单据存在紧密联系, 若未取得该等单据或该等单据的记载与信用证条款存在不一致时, 会根本性影响受益人对开证行的债权存在与否, 故在信用证资产证券化中, 无法像票据一样, 脱离原有的基础贸易关系, 而创设相应的信用证收益权。
  (3) 引致信用证止付的情形  信用证司法解释规定了如下情形将被认定为信用证欺诈:  · 受益人伪造单据或者提交记载内容虚假的单据;  · 受益人恶意不交付货物或者交付的货物无价值;  · 受益人和开证申请人或者其他第三方串通提交假单据, 而没有真实的基础交易; 以及  · 其他进行信用证欺诈的情形。  根据上述规定, 我们认为, 信用证与基础交易的关系原则上是建立在有因性的逻辑前提下。无论是单据的虚假, 货物的不交付, 交付货物无价值和无真实基础交易, 都无一不是对于基础交易的不真实、有瑕疵或者未履行的情形的映射。据此, 信用证对于基础交易确实会存在一定的映射关联, 故在进行基础资产遴选和尽职调查时, 应格外注意上述情形, 并应将上述情形一并在设定合格标准时进行考量和排除。  但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具有上述止付规定, 但该等止付从其内涵来看, 只是在极端情形项下设立的保护机制, 而并非意味基础交易项下的任何的履约瑕疵或争议均会当然导致认定为信用证欺诈并造成止付。结合下述“止付的例外”以及UCP600项下的有关规定[2], 我们认为, 基础关系引致的止付并不意味着信用证是基础交易的担保, 或信用证是基础交易的从权利, 信用证法律关系仍是一种独立的合同安排。
  (4) 信用证项下的上述止付基于流转存在例外  人民法院认定存在信用证欺诈的, 应当裁定中止支付或者判决终止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 开证行的指定人、授权人已按照开证行的指令善意地进行了付款;  · 开证行或者其指定人、授权人已对信用证项下票据善意地作出了承兑;  · 保兑行善意地履行了付款义务;  · 议付行善意地进行了议付。  据此, 我们亦能够注意到, 尽管信用证本质上是与基础交易相挂钩的有因性合同安排, 然而一旦涉及到包括开证行及其指定方、保兑行或议付行进行了实际的付款的情况, 则信用证的“有因性”又迅速转变为了“无因性”。可以说, 这种流转过手后无因的逻辑, 与票据的无因性有着一脉相承的目的, 即通过这种相对无因性, 来提高支付结算和转手交易的效率。
  4. 基础资产与附属担保权益定性  基于信用证的上述特性, 在信用证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的选择中目前存在如下几种观点:  · 基础资产为基础贸易合同项下的卖方对买方的货款请求权, 同时信用证作为附属担保权益;  · 基础资产为信用证本身;  · 基础资产为基础资产是信用证项下的应收账款债权, 是指原始权益人基于其作为受益人的国内信用证获得开证行付款确认后, 向开证行享有的、要求开证行到期支付信用证下款项的权利。
  对于第1种权利, 基础贸易项下卖方对买方的货款请求权系一种合同债权, 本身可以作为基础资产。但是基于信用证的上述分析, 考虑到信用证从法律性质来看, 是一种独立的合同安排而非基础交易项下的担保, 因此我们理解, 信用证并非基础贸易合同中的一种附属担保权益, 不能作为附随权利一并入池。
  对于第2种权利, 信用证本身作为基础资产的转让系指转让行(开证行指定的办理信用证转让的银行)应第一受益人的要求, 将可转让信用证的部分或者全部转为可由第二受益人兑用。在转让后, 第二受益人拥有收取转让后信用证款项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如将信用证本身作为基础资产转让时, 受让人(专项计划)需一并受让原有第一受益人(卖方)的义务, 包括对基础贸易合同的履行。同时, 《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第五条规定, 信用证的开立和转让, 应当具有真实的贸易背景。基于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为权利本身, 而非义务, 同时, 对于信用证作为基础资产转让给专项计划的行为是一种纯粹的信用证买卖行为, 缺乏真实的贸易背景。因此, 我们理解以信用证本身作为基础资产亦存在障碍。
  对于第3种权利, 实际为信用证受益人对于信用证开证行的一种应收账款债权, 我们理解, 可以作为信用证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理由如下:  (1) 信用证项下的应收账款债权是一项合法有效的权利  · 基础关系的形成: 如上文所述, 基于买方和卖方签署的合法有效的基础贸易合同, 即形成买卖双方的基础债权债务关系。一般而言, 应收账款债权的形成是信用证开证的前提, 而基于卖方义务的完成而取得的单据, 是信用证项下开证行付款的先决条件。  · 信用证的开证: 依据买卖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 由于双方在购销合同中约定采用国内信用证结算, 因而买方(申请人)将向开证银行(开证行)申请开立国内信用证。开证行决定是否受理买方(债务人)的申请, 并通知卖方(债权人)。  · 信用证的确认: 当开证行向卖方(受益人)开立可议付延期付款国内信用证后, 且当卖方将信用证规定的单据提交开证行后, 经开证行审核符合信用证条款的, 开证行便会确认其将于信用证规定的到期日付款。  因此, 当信用证获得开证行付款确认后, 受益人对开证行享有一种要求开证行到期支付信用证下款项的权利, 此即信用证项下的应收账款债权, 该等权利根据依赖于真实的贸易背景, 并经过开证行的“单证相符”审查并获得其付款确认, 当属一种合法有效的权利。
  (2) 该等应收账款债权不在资产证券化的负面清单内  根据《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以下简称“《业务管理规定》”), 基础资产是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权属明确, 可以产生独立、可预测的现金流且可特定化的财产权利或者财产。根据上述分析, 我们认为信用证项下的应收账款债权作为一项财产权利, 是符合《业务管理规定》的基础资产。  同时, 根据《资产证券化业务基础资产负面清单指引》(以下简称“《负面清单指引》”), 信用证项下的应收账款债权并非《负面清单指引》所禁止的资产类型。
  (3) 信用证项下的应收账款债权可以合法有效地转让  根据《合同法》第七十九条, “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 (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 (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 而根据《ICC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600)》中规定, “信用证未注明可转让, 并不影响受益人根据所适用的法律规定, 将该信用证项下其可能有权或可能将成为有权获得的款项让渡给他人的权利。本条只涉及款项的让渡, 而不涉及在信用证项下进行履行行为的权利让渡。”由此, 我们理解, 信用证项下的应收账款债权既未落入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范畴内, 作为一项财产权利, 其亦非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因此, 经确定当事人未约定不可转让后, 信用证开证行确认付款的应收账款债权的转让是合乎法律规定的。
  5. 信用证转让中的权利完善  鉴于在开证行对信用证项下的单据的表面一致性作出确认之后, 受益人已取得要求开证行到期支付信用证下款项的权利, 因此, 在该等信用证项下的应收账债权转让中, 其债务人为承担到期付款义务的开证行。  根据《合同法》在第八十条, “债权人转让权利的, 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 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我们理解, 当发生上述应收账款债权转让时, 只须向开证行发送债权转让通知。在信用证业务实践中, 该等债权转让通知系通过SWIFT电文的形式进行。
  在前述交易结构中, 当信用证资产由受益人向专项计划转让时, 信用证项下的交单行应根据信用证受益人的指示或事先的既定安排向信用证开证行以SWIFT电文形式发出转让通知电文, 在转让通知电文中应列明相应的转让事实和新的付款路径, 并明确其服务银行的SWIFT CODE, 要求信用证开证行通过以SWIFT电文形式回复确认付款电文。一旦交单行履行了前述通知义务, 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该等债权转让即对债务人——信用证开证行发生效力。至于开证行是否需要按照转让通知电文的要求向专项计划的服务机构发送确认电文, 系取决于开证行自身的选择, 并非法律的强制性要求。同时, 在司法实践中, 法院亦认可该种观点[3], 认为在信用证项下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时, 只需要向开证行发送转让通知即可使该等转让对开证行生效。
  综上, 我们理解, 以信用证项下受益人对开证行的应收账款债权作为证券化的基础资产符合业务管理规定和负面清单的规定, 同时, 由于该等基础资产已经获得信用证开证行的付款承诺, 倚赖于银行信用, 比基础贸易项下的应收账款债权更具安全性。同时, 以该等应收账款债权作为基础资产入池也已有交易先例。我们认为该等基础资产的定位在资产证券化的操作模式和流程上更具规范化和透明化, 有利于业务的推广和发展。可以预见, 如信用证资产证券化业务可以开闸, 将是继票据收益权资产证券化以后, 证券化市场在以银行为背景的应收账款融资领域的又一创新, 既可以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 同时又可以改善银行收入结构, 促进商业银行在MPA新监管口径下的资本结构创新。
  注:  1 信用证最早出现在国际进出口贸易中, 国际贸易的买卖双方可能互不信任, 买方担心预付款后, 卖方不按合同要求发货; 卖方也担心在发货或提交货运单据后买方不付款。因此需要两家银行作为买卖双方的保证人, 代为收款交单, 以银行信用代替商业信用。银行在这一活动中所使用的工具就是信用证。随着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 国内贸易也可以使用信用证进行支付结算, 即国内信用证。正是由于信用证的起源与属性, 加之在信用证业务中往往存在信用证保兑、贴现等情形, 在客观上使得国内信用证业务中亦存在多类型的主体。
  2 UCP600规定, 信用证与可能作为其开立基础的销售合同或其他合同是相互独立的交易, 即使信用证中含有对此类合同的任何援引, 银行也与该合同无关, 且不受其约束。
  3 参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民初字第11831号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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